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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会计政策过于偏重于消极保护投资者的权益，而非积极地为投资者争取权益。财务会计的稳健性（保守性）原则决定了它无法告知投资者最接近现实的东西，而只能提供一个不可逾越的底线——对资产来说，这个底线就是“账面价值”。编制财务报表已经成为一项过于浩大的技术性工作，完成符合法规的保守性报表已经非常不容易，不可能再去编制一套真正为投资者提供真相的“非保守性报表”。也就是说，资产负债表本身无法告诉我们资产的真正价值，而我们自己努力去寻找资产的价值又要花费太高的成本。
第三，格雷厄姆本人始终没有解决一个根本问题，即无形资产有没有价值的问题。按照1932年的逻辑，不但无形资产没有价值，即使有形资产也至少要计入50%的折扣；在这种苛刻的标准下，所谓品牌价值、客户资源、供应商资源、人力资源或企业文化价值都没有立足之地。即使在二十世纪50年代以后，格雷厄姆仍然过于保守，对技术类或营销类公司保持强烈的警惕性。他的学生沃伦·巴菲特善于评估无形资产的价值，但更多的是通过预测未来现金流的方法，即威廉姆斯法的改进形式。格雷厄姆-多德法实际上已经完全衰落。
今天，仅仅在对原材料企业、能源企业等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定价中，还存在着类似格雷厄姆-多德法的定价模型，即所谓资产重置成本法。在任何财务报表分析教科书上，这种模型都被视为简单的、近似的模型，不值得深入讨论。很多专业人士的共同意见是，预测现金流已经成为当前一切定价模型的核心，资产只在很小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其核心在于对所谓的硬资产进行定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