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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1976年猪流感的惨败一样，美国人收到的关于三里岛对健康影响的混杂信息，严重破坏了他们对政府卫生官员的信任。尽管他们肯定不是这次事故的责任人，而且，鉴于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和美国核管理委员会在冷战期间的掩盖，很难将他们对辐射风险的不确定归咎于他们，但公共卫生仍然被波及从而遭受了损失。
与此同时，能源危机从尼克松政府时期的石油输出国组织禁运开始，一直延续到卡特的总统任期，加剧了经济困境，推动了核能等替代能源的开发。不断加剧的中东紧张局势只会使局势进一步恶化，最终注定吉米·卡特只能担任一届总统351。
从历史上看，这种经济紧张时期是发起有争议的政策操作的危险时期。然而，卡特总统就像他的前任总统尼克松一样，确信美国的医疗体系已经失控。像他遭遇同一问题的前任一样，卡特从未质疑过“健康就是好的医疗”这一基本前提。公共卫生的基本原则与医学的基本原则之间没有争议。与杜鲁门、约翰逊和尼克松一样，卡特着手扩大所有医疗服务的覆盖面，同时控制医疗费用：352
虽然美国的医疗技术是世界上最好的，但在我们这个国家有一个令人憎恶的医疗服务的制度，对穷人特别是工作的穷人严重不平等，许多医院和一些医生以病人的脆弱性为食来牟取暴利。为了巨大的利润，人们建造了不必要的医院设施；空床和未充分利用的设备的成本，由公众通过提高税收来支付医疗补助和医疗保险，再加上更高额的医院账单和私人护理的保险费。对过高成本的正常竞争几乎都不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