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柜奇兵国语

当着要选择立场时，士大夫对于上述情境，岂能度外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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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这期间易堂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即魏伯子之死。情况很可能是，诸子的“激动扰攘”，因了伯子之死，而折入于悲愤沉痛。
伯子，名际瑞，字善伯，原名祥，字东房。
如若一定要伯子为他的死承担一点责任，那么丙戌那年他的“出”，或许可以算做祸端。当时清王朝委任的新县令到任，局势已大致平靖，魏氏兄弟有了一次机会，作更从容、更理性的选择。上文已经说到，叔子、季子在这当儿选择了“山居奉父母”，而伯子却在一番逡巡之后，选择了出而应世。
伯子对于他自己的选择也有辩护。比如他说，“豪杰之士能为人所不能为”，他们特立独行，不恤人言，不顾世俗之毁誉，“有时能奋立于天上，有时能伏泥中，有时可以绝类独上，而不畏天下古今之横议；有时屈情从众，不避庸俗之名”（《续师说》，《魏伯子文集》卷三）。也就是说，必要时惟豪杰才能“自污”。
我们不知道伯子当选择之时是否感到过痛苦，但有一点是确实的，即伯子因有这一“出”，后世的“遗民录”上没有了他的名字；而有魏伯子在“九子”之内，易堂也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遗民群体”。对于本书而言，伯子此“出”的确意义重大——其人所从事的活动，复杂化了“易堂”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