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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善与恶的载体是人的行为，包括意愿行为和契约行为。我们将在其他地方进一步讨论作为特殊道德价值载体的契约行为。在此，我们只是指出，排除其他行为的意愿行为仅仅是康德理论结构中无根据的片面性产物。毫无疑问，有大量行为是意愿行为，但是，它们仍然是道德价值的载体——诸如原谅、命令、服从和许诺等行为，则很少提及。
经过上面的陈述，我们已经清楚地从本质上将善与恶与所有非形式的价值（这些价值存在于福宁与不幸之中）区分开来。由于人不是物，人也不拥有物自体的本性，这对所有价值物的场合都很必要。作为一个有形的具备所有可能性的行为整体，人是存在于所有可能的客体领域（包括感知范围以内的和以外的客体，例如，精神的或物质的客体）之外的。人首先要在整个物自体领域（这个领域是客体领域中的一部分）之外，他单单存在于对他的行为的履行之中。[22]
由此可以看出，康德想要提出的关于语词善与恶的意义的办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他说：
如果善的概念不是源自于实践律令，而仅仅是作为后者的根据，那么，善的概念只能是一些东西的概念——这些东西的存在保证了快乐，并因之决定了主体的因果关系，其结果是，决定了意愿的能力。在此，既然不可能发现一个先验存在（观念与快乐或不快乐相伴随），那么直接辨别出善或恶将是一件非常简单的经验问题。[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