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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在历史哲学上的唯物的、辩证的倾向，以及他提出的一些范畴、概念，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的新阶段。
司马迁在历史撰述上的严肃态度和实录精神以及他对历史的深刻见解受到后人的高度评价。班固援引名家之言写道：“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30]当代世界著名科学史家、英人李约瑟博士，根据王国维的研究成果而对司马迁进而对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做了这样的评价：“一般认为，司马迁不可能拥有足够的一千多年以前的史料来写历史。可是，当人们从无可争辩的真迹——安阳甲骨文——中清楚地找到商代三十个帝王中的二十三个帝王的名字时……大家可以想象，许多人该是何等地惊异。由此可见，司马迁一定拥有相当可靠的史料。这一事实再一次说明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也说明商代是完全应予承认的。”[31]上面这两段评论，大致论定了《史记》的实录精神的历史价值。
当然，《史记》的记事也有瑕疵。三国蜀人谯周（201—270年）“以司马迁《史记》书周秦以上，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周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迁之谬误”。后司马彪（？—306年）又据西晋咸宁五年（279年）出土之战国佚书《竹书纪年》（当时称《纪年》），“条《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为不当”[32]。这对于《史记》所记史事的考订和辨析是有价值的，可借二书久佚，今只有《古史考》辑佚一卷。又近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二十七章，亦为司马迁所未见书，其中十七章为《战国策》所无，也可订正、补写《史记》所记战国史事。像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但都不足以改变《史记》所记史事的整体面貌，从而越发显示出它的历史价值的珍贵。